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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>> (贰拾四)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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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心任事,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,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:朕望天下总督、巡抚大员,“屏弃虚文,敦尚实政”。雍正二年(1724),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“实力奉行”,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:“全在此四字”。雍正三年(1725),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,雍正谈到:为官者要有所作为,“惟以实心行实政,重公忘私,将国事如身事办理”。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,雍正更是直言训导,要他“做实在好官”。 

 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奋理政的皇帝。他在位13年,13年如一日,亲理政务。他白天无一刻清闲。上朝研究政事,聆听大臣面奏,商讨各种建议,处理突发事件。晚间则要批阅批不完的奏章。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帝,也不像他的儿子乾隆帝,他没有南巡北狩,巡视祖国大地,视察大江南北。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办公桌上度过的,他的生活是很单调乏味的。可以说,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。他58岁就死了,可以说是累死的。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还没有过。 

 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“公忠诚勤,实心任事”的楷模。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,如田文镜、鄂尔泰、李卫等,都是以直言不讳、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。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,他引起雍正重视,是在雍正元年(1723)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,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,雍正认为,该员“直言无隐”,“若非忠国爱民之人,何能如此?”遂加重用,调任山西布政使。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,官职累迁。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,凡事直言,更被雍正看中。雍正七年(1729),朝中大臣商议,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“讲约所”,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《圣谕广训》,雍正批示“依议”,令各地推行。接到这一谕令,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,说农事繁忙,按月宣讲,实在有所不能,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,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,实属浪费。他建议在春仲、秋末、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。在这件事上,田文镜不因《圣谕广训》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,而把不能如期宣讲、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;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,而迎合顺从。可贵的是,田文镜以国是为重,坦抒已见,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“不”。而雍正欣赏田文镜,也恰是这一点。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,雍正挥笔批道:“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。”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。 

 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,也是以“不计一身利害,大公忘我,致身于国”而得到雍正重用的。雍正八年(1730)正月,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,事后向雍正报告说,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。雍正训导说,要想学习鄂尔泰,当知道他的根本,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,只不过是“忠公二字”,“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,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”。雍正告诫臣工,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,是因为他忠公务实,这是根本,要学就学他这一点。 

 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,以严猛著称,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,勇于任事,不徇私情,不避权贵,得罪了不少大官。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,雍正却说:李卫“粗率狂纵,人所共知”,但他却是“刚正之人”,朕赏识李卫,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,实心任事。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,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。 

  雍正帝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皇帝。他在政治、经济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作法。 

  一是在经济方面,施行摊丁入地,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。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和土地税。人头税叫丁银,即按家庭人口数量交税,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税。土地税叫田赋,即按家庭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。每个农家都要交这两种税。但由于连年战乱,无地或地少的贫苦农民交不起人头税。没有办法,他们只有隐瞒人口或逃亡在外,以躲避人头税,即丁银。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,使社会不稳,并影响国家税收。 

  这是一个拖延多年的老大难问题。顺治帝、康熙帝都没有彻底解决。雍正实行改革,将人丁税摊入地亩,按地亩多少定纳税数目。地多者多纳,地少者少纳,无地者不纳。这就是“摊丁入地”,它一举取消了人头税。这对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,是一个福音。他们不用再去逃亡躲税了。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地种地,国家自然增加了税收。同时,减少了流民,使社会安定了。这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。 

  二是耗羡归公,我国古代以银、铜为货币,征税时,银两在兑换、熔铸、保存、运解中有一定的损耗,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。此项附加费称“耗羡”或“火耗”,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,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。耗羡无法定征收额,州县随心所欲,从重征收,有的抽正税一两、耗羡达五六钱,人民负担甚重。雍正实行“耗羡归公”,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、固定税额,由督抚统一管理。所得税款,除办公费用外,作为“养廉银”,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。这样,既减轻了人民负担,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。故雍正说:“自行此法以来,吏治稍得澄清,闾阎咸免扰累。” 

  三是创立军机处,推广奏折制度。明代权力集于内阁,故有权相产生。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,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,为皇帝出主意、写文件、理政务。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。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、各部打交道,了解地方情形,传达皇帝意旨。此机构存在200年,直至清末。 

  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。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,且经多人阅看,时间拖延,且难于保密,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,直达皇帝本人。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范围,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,报告政务,使皇帝洞察下情,以便制定政策;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,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、勤惰、政绩、操守。 

  四是改土归流,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,实行土司制度,其职务为世袭,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。土司们生杀予夺、骄恣专擅。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。雍正即位后,废除了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,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。“改土归流”是一场严重的斗争,许多土司武装反抗,雍正坚决派兵平定。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,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,但从长远来说,“改土归流”是进步的措施,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,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。 

  雍正帝还有一个重大发明,就是秘密建储制。清朝皇位的继承,开始没有实行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。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,觉得可以接受。他便采纳了中国历代皇帝的嫡长子继承制。皇帝生前,公开地将嫡长子立为皇太子,是为储君。皇帝死后,他就自然继承皇位了。这种继承制有它的优点,也有它的缺点。缺点是如果嫡长子条件不具备,或皇帝对嫡长子不满意,一旦更换皇太子,就极易造成诸多皇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。康熙帝二立二废皇太子,就是明证。这给康熙帝终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,也使政局动荡不稳。 

  雍正帝45岁即位,他亲眼目睹了康熙帝为此焦头烂额的情景。心中有数的他,在即位之初就着手解决这个难题。即位的当年,他便下令群臣讨论如何立储的问题。其实,他是把写好的谕旨让大臣们讨论,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。于是,当即确定下来。 

  所谓“秘密建储”,就是秘密建储一事完全公开,储君为何人则绝对保密。皇帝把自己选定的皇太子写在纸上,装在匣中,置于乾清宫顺治帝御书的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。待皇帝病危之时,再予开启。由于不知皇太子是何人,皇子们也只有在修养自己、努力工作上,下功夫了。 

  这个制度的实行,起到了巩固皇权、平稳政局的作用。以后几代的乾隆帝、嘉庆帝、道光帝的继位,也是采用了这个成熟的模式,使清代皇权得以一代一代地顺利交接,政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。秘密建储制度在清朝的实行,是雍正帝的史无前例的首创。 

  此外,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,如惩治贪污、解放贱民、平定罗卜藏丹津、始派驻藏大臣等,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   

  铁腕重典 

  但雍正帝又是一个生性多疑、猜忌心重的人。在他的统治下,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。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。 

  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。明朝灭亡以后,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,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。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,他坚决拒绝。官员劝他不听,威胁他也没用,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,剃光了头当和尚,官员们拿他没办法。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,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。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。幸好书写成了,没有流传开去,吕留良死了,更没被人注意。 

  有个湖南人曾静,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,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,就派了个学生张熙,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。 

  张熙一到浙江,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,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。张熙跟他们一谈,很合得来。他向曾静汇报后,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,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,都十分愤慨。大家就秘密商量,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。 

  他们懂得,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。后来,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,掌握很大兵权,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,受到雍正帝重用。他想,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,成功就大有希望。 

  曾静写了一封信,派张熙去找岳钟琪。岳钟琪接见张熙,拆看来信,见是劝说他反清的,大吃一惊,问张熙说:“你是哪里来的,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。”张熙面不改色说:“将军跟清人是世仇,您难道不想报仇?”岳钟琪说:“这话从哪儿说起?”张熙说:“将军姓岳,是南宋岳忠武王(就是岳飞)的后代,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。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,千古称冤。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,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。” 

  岳钟琪听了,马上翻了脸,吆喝一声,把张熙打进牢监,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,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。张熙受尽种种酷刑,就是不招,说:“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,要问指使人,没有!”岳钟琪心想,这个张熙是个硬汉,光使硬的治不了他,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。第二天,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,秘密接见了他。岳钟琪假惺惺说:昨天的审问,不过是试探,他听了张熙的话,十分感动,决心起兵反清,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。 

  张熙开始不相信,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,还真的赌神罚咒,才相信了他。两人商谈了几天,渐渐热络起来。张熙无话不谈,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。 

 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,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,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,把曾静、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,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。 

  雍正帝接到报告,又气又急,立刻下命令把曾静、张熙解送到北京,严刑审问。这时候,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,要不招也不中用了。雍正帝再一查,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。 

  这样,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。吕留良已经死了,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,棺材劈了,还不解恨,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。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,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。 

  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。另外有不少文字狱,完全是牵强附会,挑剔文字过错,甚至为了一句诗、一个字也惹出大祸。有一次,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,把“陛下”的“陛”字错写成“狴”字,雍正帝见了,马上把徐骏革职。后来再派人一查,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:“清风不识字,何事乱翻书?”挑剔说这“清风”就是指清朝,这一来,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,把性命也送掉了。 

  这些可以说是雍正的败绩、劣迹,但实际上雍正在位期间,严惩贪官,整肃官风,使吏治为之一新,“数百年之颓风”为之一变,他临终时国库存银扩充为7000万两,建立了较为廉洁奉公的政治体制,为以后的乾隆盛世,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。可是,几百年来,雍正身后得到的却是骂名滚滚来,这是为什么? 

  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做事的方式上。雍正一生,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赋税的改革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等。有史料记载,康熙末年,名为盛世,其实内忧外患,外强中干。国库空虚,仅有存银50万两,经济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宫廷斗争尖锐复杂,皇子们为争夺皇位,结党营私,明争暗斗,几乎到了置他于死地而后快,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贪官污吏横行乡里,大肆侵吞库银,水患外患,民不聊生,这就是雍正继位时的状况,泱泱大清王朝实则是个烂摊子。雍正正是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紧要关头登基的,所以他的所作所为,在一定的意义上,将最终决定清王朝的命运。 

  生性刚毅,办事一向雷厉风行,且有几分阴冷、狠毒的雍正,他一旦大权在手,便义无反顾。他一保江山社稷,二为天下劳苦苍生。为充实国库,增强国力,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;为重整吏制,清除腐败,他大开杀戒,一个个朝廷重臣成了阶下囚、刀下鬼,就是皇子皇孙也在所难免;为推行新政,实行“士绅一体当差,一体纳粮”,他得罪了天下几乎所有绅士和读书人,政敌遍布朝野上下,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。这些人怕他、恨他、骂他,甚至捕风捉影,编造谎言诽谤他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 

  而这些人恰恰正是宫廷内、官场上的达官贵人。当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,私利受到威胁,贪赃枉法被揭露遭到打击时,便疯狂反扑,笔锋直指雍正皇帝。在封建专制家长式的社会里,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个个都是说一不二的大人物,影响之大,可想而知,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相信,因为只有这些人真正了解宫廷的内幕。因此,他们的言行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。而百姓都蒙在鼓里,只有道听途说,人云亦云。 

  说雍正是暴君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后,为了彻底清除清政府的影响,民国时期大量的武侠、演义小说纷纷面世,把雍正贬成一个谋反、逼母、杀兄、屠弟、诛忠、狂妄、奢靡、十恶不赦的皇帝,广泛流传,以讹传讹。这就是雍正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原因所在。 

  比如,在雍正传说中有一个著名的血滴子故事,认为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,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,遇着仇人,把革囊罩他头上,用机一拨,头便断入囊中,再用化骨药水一弹,立成血水,因此叫血滴子。这乃是雍正皇帝从几位绿林豪客处得来的利器。 

 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,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。羹尧系富家之子,幼时脾气乖张,专喜耍枪弄棍。他的父亲年遐龄,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,都被羹尧逐走。后来得了一个名师,能文能武,把羹尧压服,方才学得一身本领。这名师临别赠言,只有“就才敛范”四字。羹尧起初,倒也谨佩师训,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,受他重托,招罗几个好汉,结拜异姓兄弟,帮助这位皇四子。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,说他才可大用。 

  康熙帝召见,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、威风凛凛的人物,遂连次超擢,从百总、千总起,直升至四川总督。后来雍正外恃年羹尧,内仗隆科多,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。他恐人心不服,有人害他,遂用了这班豪客,飞檐走壁,刺探人家隐情。 

  关于血滴子,有这样一个故事,足以说明人们对其的恐怖和畏惧。 

  有一年春节,雍正皇帝升殿,受朝礼毕,连下谕旨十一道,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,大致是叫他们守法奉公,整躬率物,倘有不法情事,定当严惩的意思。次日复视朝,百官俱至。雍正帝问百官道:“昨日春节卿等在家,做何消遣?”众官员次第回答,或说饮酒,或说围棋,或说是闲着无事。只有一个侍郎,脸色微赧,听众人俱已答毕,不能再推,只得老老实实地说道:“微臣知罪,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。”雍正帝笑道:“玩牌原干例禁,昨日乃是春节,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,不得为罪。朕念你秉性诚实,毫无欺言,特赏你一物,你拿回去,与妻妾们并看罢。”说毕,掷下小纸包一个,侍郎拾在手中,谢恩而退。回到家中,遵着上谕,拆开纸包,大家一瞧,个个吓得伸舌。连忙将昨天玩过的纸牌,仔细一检,恰恰少一张,正是昨天所丢失的一张纸牌儿。 

  有一位妾道:“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的,当时也来不及细检,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,难道当今的圣上,是长手佛转世么?”侍郎道:“不要多嘴,以后大家留意便是。”这位侍妾偏要细问,侍郎走出门外,四周瞧了一番,方才关上门,对妻妾道:“我今日还算大幸,圣上问我昨天的事,我晓得这个圣上,不比那大行皇帝,连忙老实说了,圣上方恕我的罪,赐我这张纸牌。若少许欺骗,不是杀头,便是革职哩!”众妻妾又都伸舌道:“有这么厉害?”侍郎道:“当今皇上做皇子时,曾结交无数好汉,替他当差办事,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,名叫血滴子。”说到此处,忽听檐上一声微响,侍郎大惊失色,连忙把头抱住。众妻妾不知何故,有几个胆小的,忙躲入桌下。歇了半晌,一物从帐中穿入。侍郎越加胆怯,勉强一看,乃是一只斑狸猫。侍郎至此,不觉失笑。随令众妻妾各归内室。众妻妾经此一吓,再也敢再问这血滴子。   

  蹊跷之死 

  关于雍正之死,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:雍正十三年八月(1735年),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,8月18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,20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,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,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。但到了22日,他却突然得病,当天晚上,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。第二天,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 

  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,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,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。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,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。 

 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,当时有一位刚烈女子叫吕四娘,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因为文字狱而被雍正斩杀了。为了报这杀父之仇,吕四娘练了一身好武艺,成为远近闻名的侠女。她寻找机会潜入圆明园,挥剑砍去了雍正的头颅。因此,安葬雍正时,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来替代雍正的脑袋。 

  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是说:雍正用阴谋手段篡改遗诏,夺得了皇位后,为了保住帝王宝座,他不但杀害了曾与之不和的众多兄弟,就连为其篡位最出力的主谋人,即他自己的舅舅也不放过。雍正感到这样做仍不能消除后患,便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谋,他把那些对自己有过功劳,或认为对己不利的文武官员及政客、谋士们,都请到圆明园,亲自设宴赐酒,扬言要给赴宴官员加封奖赏,鼓励大家尽情饮宴。但雍正在酒中施放了烈性毒药,全部赴宴人员被毒害而亡。 

  在这些冤死鬼里就有吕留良,他的独生女儿吕四娘听到父亲被害后,决心为父报仇雪恨。但她当时仅十几岁,无法为父报仇,于是带着年老的母亲,从江南来到北方,拜一个少林寺和尚为师,学艺练武,苦练过硬本领。不几年功夫,吕四娘练就一身高强武艺,刀法剑法神奇,可飞檐走壁,不留踪影地出没于殿宇及人群之中。 

  之后,吕四娘辞别师傅和母亲,来到圆明园附近的一间破庙住下,她四下探听雍正在园中的日常活动及行走路线。有一天晚上她藏于阁楼之中,正当雍正从宫中出来之时,她飞身而下,一刀砍下雍正的脑袋,然后提首级腾空而去。 

  吕四娘的母亲日夜盼望着女儿的报仇讯息,老人家正在屋内愁思苦想之时,忽然一个人影在眼前晃动,定神一看是女儿回来了。四娘手提一个血淋淋的布包,兴奋地对妈说:“我的杀父之仇报了!我把仇人的头颅带了回来!”老太太打开布包,见是一颗戴着皇冠的人头,确认正是雍正的首级。然后将此头颅置放于吕留良的牌位前,进行祭奠,母女俩跪拜在地,告慰吕留良的在天之灵。吕四娘砍了雍正帝的脑袋,皇家无奈只得为其尸体安装上一个金头下葬,所以民间有此宫廷秘闻流传。 

 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。据说,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,是林黛玉的化身。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,成为皇后。曹雪芹想念恋人,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,最终与竺香玉合谋,用毒药将雍正害死。 

  另有野史传闻,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,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。 

  这里,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,都很有传奇色彩。正因是传奇,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,总是津津乐道,引人入胜。不过,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,而不是历史事实。可以肯定地讲,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。 

 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?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,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。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,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。那么,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?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,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,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。 

  自古以来,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,大都迷恋神丹大药。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,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、栾大炼化“益寿”“不死”的黄金器具;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、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“养性法”,到东晋哀帝“饵长生药”丧命;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“合炼金丹”,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“暴疾不救”;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“养生秘术”,到明宪宗以丹纵欲“气伤龙脉”而暴亡……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,喜怒笑骂尽在其中。而清朝的雍正,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。 

 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,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。他曾写过一首《烧丹》诗:“铅砂和药物,松柏绕云坛。炉运阴阳火,功兼内外丹。” 

  这首诗中,又是铅砂,又是炉火,烟雾缭绕,功兼内外,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。从中可以看出,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。 

  雍正当上皇帝后,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,把他封为“紫阳真人”,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。雍正的一生,更是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雍正四年(公元1726年)开始,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“既济丹”的丹药。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,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,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、田文镜等大臣。 

 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,还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。清宫《活计档》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,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。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(1730年),其主要内容是:12月15日,海望、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: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、黑炭50公斤、好煤100公斤。22日,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: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,要用白炭500公斤、渣煤500公斤。 

  这里提到的秀清村依山傍水,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。根据档案记载,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往秀清村送的木柴、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。档案中的“矿银”、“化银”等,是炼丹所用必需品。由此可知,从雍正八年末,就在秀清村开始炼丹了。 

 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,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。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,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。 

 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,自我感觉良好,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,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,如云贵总督鄂尔泰、河东总督田文镜等。在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上,雍正用朱砂笔写道:“此丹修合精工,奏效殊异,放胆服之,莫稍怀疑,乃有益无损良药也。朕知之最确。”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,可以放开胆子吃,丝毫不用怀疑,因为他对这种丹药“知之最确”。这表明,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,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。 

  但事实上,炼丹所用的铅、汞、硫、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,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。雍正死前的12天,《活计档》中曾记录:“总管太监陈久卿、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: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。”黑铅是有毒金属,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。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,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,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,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,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。 

 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,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。因为从清宫档案看,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。那么,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,最终发作,导致了他的暴亡,这是极有可能的,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。 

 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,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。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,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、王定乾。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,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,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?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,雍正喜好“炉火修炼”是有的,但只是作为游戏,并没有吃用丹药。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? 

 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,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、宫女不许乱传“闲话”,免得让皇太后“心烦”。雍正刚死,究竟能有什么“闲话”?皇太后为什么听了“心烦”?所有这些,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,死于炼丹道士之手。 


未完待续 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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